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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的是塑料袋装的,不是用纤维袋装的,那个是工业松香。解说:按照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所允许的,食品添加剂和加工助剂规定,工业松香不在被使用的范围内。因此,经过工业松香褪毛的禽畜产品,即是食品安全法中禁止生产经营的产品,也是产品质量法,禁止生产销售,存在缺陷的不合格产品。记者将掌握到的情况,反映给了相关部门进行调查,之后长沙市雨花区食安委、工商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小组,第一时间赶赴杨家山禽畜批发市场展开调查。当联合执法小组赶到现场时,不少店铺大门禁闭,试图躲避检查。检查人员:你那进货的单子有没有啊。摊贩:进货的单没有。检查人员:那你松香是怎么买到的呢?是市场里卖的,还是别人送来的?摊贩:别人送来的。检查人员:这个(松香)是食用的吗?摊贩:都是食用的,他(老板)说的食用的。检查人员:怎么没有任何标签呢?摊贩:没有,不知道。解说:检查人员发现,杨家山禽畜批发市场,这些摊贩所用的松香均为工业松香,由于加工时需要将松香进行加热,反复使用后,工业松香里含有的铅等重金属和有毒化合物,会在高温作用下,进入家禽因受热而扩张的毛孔内,人食用了这种鸭子,体内的铅和毒素日积月累就会对肝脏和肾脏造成伤害甚至是致癌。摊贩:不准我们用,我们就不用,这种东西我们搞鸡鸭的,如果说是不用松香,不用松香,这个市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搞不成了。解说:在市场里使用松香不仅是公开的秘密,而且摊贩们都用得理直气壮。由于鸡鸭身上有许多绒毛,去除起来很麻烦,如果有一种东西涂在上面,再撕掉就可以把绒毛去除干净,无疑会大大减轻劳动强度,沥青和工业松香都曾被用作这样的脱毛剂。然而它们都因为对身体有害,而被国家明令禁止。正常的鸡鸭脱毛,应该是使用脱毛机,由于鸭类绒毛较多,不易拔干净,传统的经过脱毛机处理后,人工拔毛的方式,一天只能杀几十只鸭子,还不太干净。采用松香褪毛的方法,一天可以宰杀近200只鸭。其实用来褪毛的工业松香并不是没有替代品,提纯后的松香,与食用甘油发生反应,可以得到松香甘油酯,也被称为食用松香。已列入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的,食品可用添加剂范围,可安全用于食品。然而它的成本却是工业松香的两倍还多,所以很多商家仍然选用工业松香来给家禽褪毛。调查中被查收的摊贩,对于市场内存放大量工业松香一事,支吾其词。摊贩:我不知道,不是我搞的,我只用。这种事情我不管的。解说:通过检查,执法人员仅在这一家门店就发现了上千斤工业松香,由于危害巨大,执法人员立即叫停,让该摊贩停止营业,并现场收缴这笔海量的工业松香。那么这些有毒的鸡鸭都流向了哪里?每天这么大量的用工业松香处理过的鸡鸭都是什么人来买的呢?市场里的摊贩向记者倒出了实情。摊贩:我儿子送四个饭店,我只送了一个钱粮湖,做批发价送给他们。记者:钱粮湖是你送的啊?这里的钱粮湖是你送的吗?摊贩:这里的钱粮湖都是我送的。解说:这个摊贩向记者介绍,他用工业松香拔过毛的鸡鸭都供给了饭店,而记者在市场里采访的时候,恰好看到一辆号牌为湘AJC747的面包车,正在向车内装载这种经过松香拔毛后的鸭子。那么这辆车又是往什么地方送货呢?记者:老板,你这鸭是批发还是什么的啊?摊贩:我们不是批发。记者:你们是送货是吧?摊贩:送货,送到超市去的。解说:这辆车是往哪家超市里的送的呢?记者跟着车出了市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这辆号牌为湘AJC747的白色面包车,从长沙来到了湘潭开到了步步高连锁超市,湘潭板塘店,车一停稳,就忙着开始卸货了。那么超市内部对于采用松香拔毛处理过的鸭子,又是做何解释呢?第二天下午,记者来到了步步高的超市的家禽专柜。记者:这鸭好像都是松香拔毛的呢?超市工作人员:不是的,你放心吧,不是的,这是冰冻的。记者:这鸭和鸡不是乡里的吧。超市工作人员:今天早上送来的货。解说:据记者了解,杨家山禽畜批发市场以松香脱毛的家禽,主要供给长沙及周边县市的饭店、超市。目前杨家山禽畜批发市场已被查处,停业整顿。而超市和饭店中这种用工业松香拔过毛的鸡鸭,仍然在售卖。敬一丹:用工业松香拔鸭毛,这种做法早已经成了农贸市场里公开的秘密屡禁不绝,商家图的是方便快捷,可是却给消费者带来了安全的隐患,松香鸭的监管涉及到工商、质监、卫生等多个部门,要想让有毒的松香鸭不被端上餐桌,让百姓能吃上放心的食品,不仅要有一整套监管处罚办法,还要有严格执法不放松的决心和力度。
[导读]据何光宇介绍,当地一个老太婆,见生产队长的孩子比别的孩子都胖些,就骗其到屋中吃饭,在孩子向水缸里看的当口,用刀将其杀死,然后煮了吃肉,一时吃不完的肉,就熏成腊肉慢慢吃。大跃进宣传画跃进悲歌周永开说,巴中县大概饿死了一万多人。这显然是一个过分保守的数字。从各种信息看,那时贫富差距小,但官员贪腐是个普遍的现实——虽然数额不大,却关乎民众生死。面对饥荒,他们过于冷漠,缺乏同情心,甚至上纲上线迫害百姓,在这个意义上,官员脱离群众是普遍现象。残酷的案例,可以信手拈来。譬如1961年下半年的一份官方调查报告揭露,达县专区邻水县九龙区,在半年多时间内,共有329名干部和204名社员违法乱纪,遭到非法捆绑的群众达206名,其中13人被打死,12人被逼死,还有7人致残。950户人家被搜家、罚款,罚款金额高达15000余元,最多的一人罚了400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值得强调的是,在邻水县的被害者中,除了一个阶级成分不好的“地主分子”和一个“惯偷”外,其余都是基本群众,大部分是青壮年。也就是说,迫害者施加迫害,主要不是基于阶级标签的意识形态立场。这无关任何理想,已是纯粹的劫掠。——————————————————————————————1984年,文史工作者朱全森去四川省达县高家沟村做有关民国时期的文史调查,令他遗憾的是,想要找寻的人大多都在1960年前后饿死了。“他们说那一阶段饿死了40多人,我不相信,认为是造谣。那个村的公共食堂总共百来人。”朱全森对我说,2001年他参与编写《达州市志》时亲自去这里调查大跃进期间食堂情况,约来原食堂负责人高思仁,“一家一家清理查核,发现饿死了26人。”虽比40余人少,但比例也是相当惊人。这是朱全森所知达县县城附近大跃进期间饿死人最多的食堂之一。据《达县志》,1959年至1962年,达县人口出现罕见的明显减少。1958年,达县人口总数为931944人,到1962年,降为879300人,共减少52644人。平均每年减少约13000人,而在1958年之前,平均每年的人口总数大概增加2万余人(1955年人口总数为875745,1956年人口896012,1957年为918512)。在四川东部的大巴山区,达县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并不特殊。附近的巴中县、通江县、宣汉县等地,也存在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其中,又以宣汉县为最多。那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刘少奇曾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为悲剧定性。一朱全森生于1933年,1949年解放时,家庭成分被定为佃中农(阶级成分经过多次变更,1964年“四清”时,他父亲被定性为地主,后又改为富农)。佃中农这样的阶级成分使他得以参加1950年达县第一区农民代表会,次年又成为所在乡教育委员会委员,1952年成为公办教师。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朱全森在达县碑庙公社中心校任教。“大跃进”给他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超负荷的工作。“1958年到1960年,几乎每晚都要夜战一两个小时,有时甚至干通宵。”他记得1960年4月间,碑庙中学几个“坏家伙”在一座寺庙中住下来,成立了一个“青年突击队”,定下的目标是亩产万斤。这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浮夸风盛行。“吹得非常凶,达县吹得最厉害的是幺塘公社。”朱全森说。《达县志》称,“‘大办钢铁’调走农村大批精壮劳力后,推行‘少种、高产、多收’。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要求小麦亩产上千斤,水稻亩产破万斤。办法是‘土地深挖数尺,下肥10万(斤/亩),高度密植’。1959年,南外、河市等地并禾密栽示范田,将10多亩快抽穗水稻移栽到1亩田内,全部霉烂,颗粒无收。‘共产风’、‘瞎指挥’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产量连续下降。”碑庙的“青年突击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突击队共有十几个队员,队长姓穆。朱全森也被借调到突击队进行栽秧劳动,“那个时候,秧苗栽得已经不用那么密了,间距变稀。”有一天晚上,正常的夜战刚要结束,他们获得通知,今晚要通宵夜战。穆队长暗示大家,凌晨三四点的时候,检查组会来检查。朱全森在水田里栽了大约20把秧苗后,发现四周已经没有声音。“大家都回去睡了,只有犁田的穆队长躺在石板上,说着吆喝牛的声音,越来越小,也睡着了。”朱全森也赶回寺庙里,大家说:先睡,等快天亮时再起来干活。睡了三四个小时,估计检查组该到了,大家才爬起来。“完全是哄人的。”朱全森说。夜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也超过人们的劳动极限。达县的何大地那时还是小孩子,就曾拿着火把参与夜战,坚持到12点,“瞌睡多,有时会一头栽到田里头。”周永开当时是巴中县主管农业的副书记,他记得1958年巴中县调了10万农民去大炼钢铁,还动用3万劳动力兴修水利工程。“那时要赶英超美,强调中国人战天斗地的精神,修水库的口号是‘敢教日月换新天’。”1959年下半年兴建水库时,因农业产量下降,而中央外调粮食增多,饥饿开始蔓延。周永开对我说,那时兴修水库的劳工,每天都吃红薯度日,所谓的菜汤就是清水煮咸盐,一喝就是一天。工作量很大。“900米的距离,要拉一方土,用肩背或独轮车推20多个来回。吃那么点饭,却有这么大工作量,有时晚上都加班背土,因为有任务量,要评工分。”有一天,周永开亲见一个劳工死去。“他两天前感冒,已经不能干活,在工地睡觉,医生也来看过,但身体已经不行了。”他说,水库的兴建从1958年持续到1961年,在这过程中,大概死了八九十人。1959年下半年,超负荷劳动和普遍的温饱不足,使周永开注意到乡下水肿病的流行。“缺乏营养,1958年还不突出,1959年开始死人。”当时,周永开对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与毛泽东的争论并不知情。对当时中国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粮食的情况,也一无所知。但对中央不断加码的外调粮食,他记忆深刻,当时从上到下贯彻的指示是:京津沪缺粮,如果出问题,影响国际形象,不得了。“老百姓把粮食晒干,上缴仓库,我们再把粮从仓库拉出来,饿死也要保中央。如果中央少要粮食,就不会存在这么大问题。”二通江县沙溪公社伏家坝生产队的何光宇也是从1959年开始挨饿。“大炼钢铁,所有劳力都去炼钢了,茶壶都砸了炼钢。红薯都烂在地里没人收。就开始饥荒了。食堂里弄个大锅,几百人吃野菜。”人民公社体制,已经在全国各地开始贯彻。共产主义似乎指日可待,“资本主义尾巴”被逐一割除,农民们共同劳动,并聚集在公共食堂内,过着饮食上的集体生活。最初鼓励“敞开肚皮吃饭”,但这种美景很快就不复存在。朱全森记得,在“青年突击队”夜战时,每顿都吃稀饭,偶尔放点大豆、莴笋,连盐都没有。何光宇对我说,到后来,连红薯和稀饭都吃不上了,只有草根树皮,只要猪能吃的人都试着果腹。有健壮劳力,都因此得浮肿病,死于家中。美国学者文贯中认为,在触发饥荒的两大因素(公共食堂和过度征调粮食)中,公共食堂因素更为重要,因为它导致粮食早期的过度消费,干部的贪污腐败和普通农民的消极怠工。(见文贯中 《中国三年大饥荒的触发及加剧之原因——论无退出自由的公共食堂的谋杀性后果》)本文开篇提到的饿死26人的高家沟公共食堂例子,被朱全森写进了《达州市志》,以高思仁、李延坤等五人口述的形式:“1958年农历八月初,公社干部组织我们到罗江公社一食堂去参观学习。回来之后,我们高家沟以原小社为单位,指定两名社员当炊事员,一名社员当管理,用尚未分配下户的粮食,另凑齐一些油盐和炊事用具,柴禾上山去砍,利用社员厨房办起‘公共食堂’,有些人又叫它‘合作食堂’。各家各户的人都到食堂去吃饭,不计算人头伙食费用,全由集体包干。当时,细粮按人头过秤下锅,粗粮随需要不过秤下锅,满足社员吃饱。部分妇女认为减少了她们的家务劳动,还可以;也有些觉得不合口味,晚上回家悄悄搞‘小自由’。”由此可以看出,公共食堂最初并未受到村民的抵制。但接下来,左倾的脚步明显加快。“这年冬天,社员家里的锅罐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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